对话毕飞宇：我不摘桃，我也不背锅

继路遥的《平凡的世界》、刘震云的《一句顶一万句》、金宇澄的《繁花》等之后，又一部改编自中国当代小说名作的话剧将见于舞台。根据毕飞宇同名小说改编的话剧《男人还剩下什么》于7月4日至8日在隆福剧场上演。

话剧《男人还剩下什么》排练现场

毕飞宇的作品一直受到其他艺术门类的偏爱，从早年张艺谋导演的电影《摇啊摇，摇到外婆桥》，到徐帆主演的电视剧和王亚彬创编演的舞剧《青衣》，以及电影、电视剧、话剧均进行了二度创作的《推拿》。

《男人还剩下什么》是毕飞宇多年前写就的短篇，小说原作讲述的是有精神洁癖的妻子，无意中看到丈夫和初恋情人的拥抱怒气冲天而离婚，夫妻俩不断在女儿面前诋毁对方，甚至将女儿变成互相伤害的武器。经过编剧和璐璐“大刀阔斧”的改编，它即将搬上舞台。女主角变成了这对夫妻的女儿，她带着原生家庭的伤痛，面对自己失败的婚姻，和丈夫开始了一场离婚前的旅行，旅途中发生的故事既有父辈生活的缩影，又有当下年轻人对于婚姻爱情态度的观照。

在与“北青艺评”的对话中，作家毕飞宇谈到了自己对作品改编的看法。在他看来，小说改编成话剧之后从虚拟空间进入现实空间，这是非常“奢侈”的事。但是他从来不介入改编，“对艺术家最重要的是尊重和自由，我渴望得到的东西，也愿意给别人”。

毕飞宇

北青艺评： 您作为原作者怎么看《男人还剩下什么》大幅度的改编？

毕飞宇：我写《男人还剩下什么》的时候很年轻，就一个短篇，搬到舞台上可能就是一个小品，不能支撑起一部戏，所以这个戏改成这样远远出乎我的意料。

小说写的是我们这代人，到了戏里，我们这代人成了精神性的存在，是挂到墙上去的，直接呈现出来的是我们的下一代。这样的处理，好处显而易见，由一代人的故事变成两代人的故事，由一代人的情感模式，变成两代人的情感模式。在下一代人身上看到了有哪些东西没变，哪些东西变了。

我这个小说更多的是隐喻，隐喻的是什么我不多说了。这部戏用两个时空、两代人让隐喻落了地，都说过去三四十年中国的变化大，在物理世界里的变化大家都看得见，在精神层面上有没有变？变的幅度如何？无论作为小说的作者还是话剧的观众，通过作品关注两代人的精神、情感，这个更重要。

这个戏的呈现风格我特别喜欢，让我想起我喜爱的一出京戏《苏三起解》，有悲剧的内核，呈现形式却喜感十足，构成了反差。

北青艺评：您会对改编发言吗？

毕飞宇：艺术家最有价值的地方是精神能够影响别人，像爱因斯坦所说的“踢别人一脚”，成为别人创作的第一动因。这是我作为小说家的自豪之处。我这一脚踢下去，他是唱歌，还是喊疼，还是喝咖啡，还是叫爹叫妈，我不用管，我得充分尊重别人的创造性。改编者能从作品中得到什么，提取什么，舍弃什么，完全是别人的事情。只要呈现出良好的创造性，我就会给他点赞。它像我还是不像我，一点都不重要。

一般情况下，改编者跟我沟通，沟通完了我就撒手。我最常举的例子是，作者和作品是女儿和爸爸的关系，改编就是女儿出嫁，不能过多地干预女儿的生活。她和老公一天接几次吻，散步的时候拉不拉手，你不能管，你得让她过自己的日子。对艺术家最重要的是尊重和自由，我渴望得到的东西，也愿意给别人。

北青艺评：会对别人的改编失望吗？

毕飞宇：产生失望是一定的。改编一定有一部分超出作品，有一部分不如作品，改编跟原作的关系，跟股票的曲线一样是上上下下的，不可能炒了10年的股票没赔过钱，违反规律。我认可改编好的地方，就必须接受不好的地方。

我认为我自己小说语言是最好的，跟电影编剧要求保持语言，这不找抽吗？电影人物的生动性，作品跟受众的距离感，这是小说永远无法达到的。

北青艺评：您为什么不自己改编自己的作品？

毕飞宇：作家自己不能改自己的东西。不同的艺术表现方式极不相同，小说全靠语言呈现。我写小说，让我亢奋的是那些舞台上用不着的叙事和描写，其乐无穷，马是如何奔跑的，天上的云是如何翻滚的，可能要写好几页，这东西对舞台没用。

做任何事情都要专业、找行家，我是写小说的行家，不是写电影、做舞台的行家。许多时候把改编交给原作者，其实是一个误解。

我说句大话，如果要搞影视，我是中国作家里机遇最好的人之一，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就有外国的资本找我弄电影，我没有弄。那时候我知道，未来的十多年，对我的创作来讲太重要了，我不会把时间耗在那儿的。走上那条路之后，作家这条路就要中断，我不认为我做编剧的能力会超过我做小说家的能力，做导演、编剧我不会走得太远，但是做小说家我的自我认知是我可以走得很远。有了这个判断，就不会走岔。

北青艺评：在您看来舞台的改编有什么独特性吗？

毕飞宇：被改编成话剧之后，小说就会变得非常“奢侈”。它从虚拟空间终于回到了现实空间。小说在虚拟空间里，电影电视剧表面看来是在现实空间拍摄的，但是面对观众的时候依然在虚拟空间里。只有话剧可以让观众和演员处于同一时空，小说家在书房里想起这件事是要起鸡皮疙瘩的，这太幸福了。好几次话剧首演的时候，主创很客气，把我喊到舞台上去，到目前为止，我没有在舞台上说过一句完整的话，因为我不会一边哭一边说。我每次还没走上最后一个台阶，泪水都先掉下来，一句话说不出来。

话剧充满了神奇的力量，让我感觉自己既是人又是上帝，自己把自己安排到一个空间里了。我在书房里看见的只有书房，看不到作品中的人物生活在哪儿，但是在剧场里他就在我面前，他脸上的痣我都看得见，我都能听到他的呼吸，这些都是真的，不是我幻想出来的，也不是我喝高了，感觉太棒了！

北青艺评：感受到过不够出色的改编带来的伤害吗？是否担心别人会因此认为您不够爱惜羽毛？

毕飞宇：作家在每个时间段的精神状态就固化在那里，后人夸还是骂，它就那样。好小说的价值在于它不会死，它一直活着，可以鼓舞别人的想象，辅助他人的思考，小说走入改编者的心，并在他心里绽放，这个绽放还和我有关。

作家需要负责任的是他的文本，在文本完成之后，即使他自己、他的责任编辑，都不可能再伤害它一点点。戏好了，光荣不是作家的；戏不好，不光荣也不是作家的。有人说，哪个人把我的哪个作品改坏了。这怎么可能改得坏？好和坏是编剧导演的时候，跟作家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我也不摘桃子，我也不背锅。可怕的是，作家自己心态不好，老想摘桃子，既然想摘桃子，该你背的锅一定要背。

文/来来

摄影/本报记者 王晓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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